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扶贫开发的实践历程
作者:王卫斌    发布时间:2019-04-17    浏览次数:14

【摘要】中国开发式扶贫一改过去平均用力和单纯救济的做法,瞄准重点区域侧重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入,变“输血”为“造血”,明显提高了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增强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的活力。形成了以整村推进为载体、以产业化经营和劳动力培训转移为支点的“一体两翼”新模式,开创了以扶贫开发促进脱贫致富、以社会保障维持基本生活的“两轮驱动”新格局。不再简单以GDP论英雄,不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也不再画地为牢,自设“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之类的人为障碍,更加注重支农扶贫的精准性、实效性和可持续性。

【关键词】扶贫开发  统筹兼顾  精准施策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主要人口集中在农村,经济基础源自于农业。从历史上看,历朝历代,中国农村地区一般都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农业生产深受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制约,自然灾害频发、统治者层层盘剥等天灾人祸,使中国农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活,贫困却始终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正所谓“耕也馁在其中矣”。尽管历代统治者或多或少都会采取一些扶贫济困、救荒活民的政策措施,民间社会也一直传承着同病相怜、同忧相救的美德善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困境和阶级矛盾,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和贫富两极分化,“富者累巨万,贫者食糟糠”“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传统社会,农民忍饥受寒,流离失所的现象屡见不鲜。

  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日起,就确定了消灭私有制度、实现全民共富的目标。广大贫苦农民在党的组织、联系和坚强领导下,充当了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后,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遗憾的是,党在领导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一波三折,出现了急躁冒进、求公求纯的倾向,对农民限制得太死等问题,结果“欲速则不达”,“水至清则无鱼”,时至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33.6元,农村贫困人口高达2.5亿,占农村总人口的30.7%

  

一 改革开放获新生,扶贫开发得温饱

  

邓小平痛心疾首地指出:“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陈云同志更是直言不讳:“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力推动下,1978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破除“左”的思维,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并决定改革首先从农村入手,推行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恢复农村集市贸易,给予农民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集中主要精力把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搞上去,让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社会主体农民富起来。

  这次全会契合国情、顺应民心,形成了一整套全新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犹如呼谷传响、立竿见影,激发出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释放出了无穷无尽的创造潜能。短短的几年时间,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连续增产,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进而带动了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到1985年年底,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上升到397.6元,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1.25亿,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下降到14.8%。但城乡、区域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全国还有1.25亿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206元,其中约4000万农民入不敷出,不借助外援就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存。这些贫困人口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几乎涵盖了主要的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和陆地边境区域,致贫因素相当复杂,政治影响极其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