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行贿犯罪构成要件的比较分析
作者:王鑫磊    发布时间:2019-04-17    浏览次数:13

【摘要】行贿罪和受贿罪,均应受到法律制裁,以保证国家公务人员的廉洁性。通过刑事立法有效规制贿赂犯罪,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刑法难题。在对受贿犯罪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应当进一步重视和深化对于行贿犯罪的研究。日本刑事立法的现代化早于中国,日本刑法对于行贿犯罪的规定比较明确。中日两国刑法关于行贿犯罪的规定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特点,对行贿犯罪的贿赂范围和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的规定具有一定差异。通过比较两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上的差异,为中国行贿犯罪立法的完善,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参照与借鉴。

【关键词】行贿犯罪  主观构成要件  贿赂范围  比较分析


一 问题的提出


行贿犯罪在刑法分则的规范体系中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罪名,而是一类罪名的总称。中国近些年来行贿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例如行贿对象的变化,行贿方式和手段更加隐匿,行贿财物逐渐从实体性财物向财产性利益转变。这些变化给中国进一步规制行贿行为带来了新的挑战。行贿犯罪的频频发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当今社会快速发展,社会资源的分布不均促使一些人希望通过违法手段攫取更多的社会利益;第二,良性规范的市场竞争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健全,导致部分行为人试图通过行贿方式绕过市场竞争而直接获得优势资源;第三,中国刑法中关于行贿犯罪的相关规范还不够完善,行贿犯罪的认定还存在诸多难点。上述种种原因导致行贿犯罪在中国成为刑事立法和司法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日本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其刑事立法起步较早。日本《刑法典》初订于1907年,并通过不断地修订沿用至今。日本刑法颁行之初,对于行贿犯罪的规定还很不完善,相对粗糙。但在其刑法的发展过程中,对于行贿犯罪的规定愈加规范和精致。日本公务员群体的清廉指数处于世界前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日本刑法关于行贿犯罪明确、细致的规定。中日两国刑事立法对于行贿犯罪的诸多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在构成要件层面的差异直接导致司法认定上的不同。本文通过对两国关于行贿犯罪构成要件方面的比较分析,尝试为中国刑事立法的完善提供启示和借鉴。


二 历史溯源与体系比较


(一)中国行贿犯罪的历史与现状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域内刑事立法主要有《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和《中华民国刑法》。在这两部刑事立法中,对于行贿犯罪都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其中,《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的第142条是对普通行贿行为的规制,将行贿行为分为行求、期约、交付三种主要方式;第143条则是对事后行贿的刑法规制,主要的刑罚措施是有期徒刑、拘役,适用罚金刑这种附加刑。在此之后,《中华民国刑法》则将行贿犯罪做出更为细致的划分:其一,不违背职务的行贿罪;其二,违背职务的行贿罪;其三,向审判人员、公断人员行贿罪。对上述三种行贿行为的刑罚措施均是监禁刑作为主刑,罚金刑作为附加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于1979年颁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该部刑法中,行贿罪被归入渎职犯罪一章。虽然,行贿行为值得科处刑罚,但是刑事立法未明确行贿罪的罪状,只是将该罪名与受贿罪、介绍贿赂罪规定于同一条款。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解释的方式于1988年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这一解释首次明确了行贿罪的概念和犯罪构成要件,并进一步提高了行贿罪的法定刑,同时将行贿罪的主体扩大至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