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关于国家振兴的思想主张及其实践
作者:邓洁    发布时间:2020-09-16    浏览次数:11

内容提要洋务运动的时候,容闳给政府提了四条建议。其中两条是关于国家运输和工业的,直接进行操作;一条关系主权,落实时间长达76年;第二条是最关键的一条,“选颖秀青年送之出洋”,于是在近代中国有了“留美幼童”这样一个兼容中西文化的特殊群体。他们在矿业、海关、电报、铁路、外交、高等教育等部门从事开拓性的工作,正是民族工业从无到有、社会制度从封建专制进入民主共和的重要历史阶段。留美幼童这个群体,因为容闳的建议和努力而出现,也是他理想的践行者,相辅相成。所以,容闳是最早把工业革命的理念带入中国并有所实践的人,他的学生继续实践并构筑中国早期的工业框架。

【关键词】容闳 洋务运动 四条建议 幼童出洋 主权 庚款留学 辛亥革命 民主共和

 

  接受西方文化后看中国产生的建议

 

容闳(原名光照,字纯甫,族名达萌),清道光八年(1828年)1117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村,幼年时进英美传教士在澳门办的学校——玛礼逊书院(Morrison School)。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6)发生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学校停办,容闳辍学。这场战争,中国失败,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岛于英国。后来澳门的玛礼逊书院恢复,容闳再次进校学习。

校长布缪尔·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是美国人,毕业于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是一位传教士,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安排的课程除了英文、历史、数学,还聘请当地教师开设中国传统课目《四书》、《五经》等,并练习书法和八股文写作。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育身心健全的、高尚的人。这是中国的教育体系达不到也不想达到的。”

184211月,玛礼逊书院搬到香港,校址在今天的摩理臣山,第二年4月开学,招收学生24名,有一个图书馆,3500册图书。为筹措办学经费,学校邀请香港各界的知名人士到学校参观。容闳所在的班级以英文作文来展示教学成果,有六篇作文在《中国丛报》刊出,容闳的一篇作文《梦想之纽约游》表达了想走出去的愿望。

道光二十六年(1846)入冬后的一天,布朗校长对学生们说,因家属的身体羸弱,拟暂时离华,并表示极愿携三五旧徒,同赴新大陆。沉默片刻,容闳首先起立响应,接着是香山县东岸乡的黄宽、黄胜。

1847 14日,十八岁的容闳和黄宽、黄胜随校长布郞夫妇从广州黄埔港出发,乘坐阿立芬特兄弟公司(The Olyphant Brothers CO.)的猎女(Huntress)号帆船,前往美国学习。经过98天的海上旅行,412日,他们抵达美国东海岸的纽约,随后,又到了美国东部的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三个中国学生进了布郞的母校——新英格兰地区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学费由布郞和玛礼逊教育会提供。

容闳于1850年中学毕业,上大学的学费是个问题。一个教会愿意为他资助学费,但条件是他大学毕业后要成为传教士回中国去传教。容闳表示:“余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己与中国者为之。”

布郞先生又施以援手,将他的情况告诉乔治亚州萨伐那妇女会(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nah, Ga.)。容闳得到了这个组织的一笔赠款,赶赴康涅狄格州纽黑文(New HavenConnecticut),参加耶鲁大学的入学考试。终于,他蓄着辫子,穿着中国长袍,闯进了耶鲁,成为这所大学的第一位中国学生。

容闳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情,立下宏愿:“余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余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余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大学毕业后他于1855回国。当他的目光从太平洋那边再转回来时,看到了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差距,是社会是否进行过一场工业革命的差距,是人民是否享有民主自由的差距。

因为生计,容闳得做事。映入眼帘的景象不是他熟悉的田园牧歌、渔舟晚唱,而是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疯狂的杀戮。他先到广州,又赴香港,都不如意,就去了长江出海口南岸的地方——上海。

容闳到上海的时候,黄浦滩上已经有了洋行和外国银行,他准备去上海的江海关谋职,看到的景象却是海关无关。因为英、美、法三国协同清政府镇压了小刀会起义,英国驻沪副领事威妥玛、美国人卡尔、法国人史密斯直接插手江海关事务。

容闳谋职顺利,在翻译处当翻译,因为失望,又离开了,到洋行做买办。虽然和洋人业务往来频繁,但他决不低下高贵的头颅,为了尊严和自身安全,有时还得和洋人拳脚相向。

这样的环境,提醒着容闳在大学时立下的宏愿。他知道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思想开明,就和有同样留学经历的曾兰生及两个传道士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去访问。当容闳陈述了心中中华共和国的理想及为实现这个理想而要进行的包括军事、体制、金融、教育等七项维新建议后。得到的回应是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他感到“太平军之行动,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于是,面谢干王后离开了天京。

容闳生意做得不错,很快致富。“自营商业,在九江三年,境况殊不恶!”在商界特别是在粤商香帮中成了很有名气的人,是四大买办之首。其他三位是香山同乡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但是,容闳他并不欢快,“像这样为生意忙碌,我的事业终将是水中捞月。”清同治二年(1863年)9月,他终于有机会在安庆大营正式与两江总督曾国藩见面。

容闳直抒胸意,提出了“机器生产机器”,这样一个让中国接受并使用西方工业革命产品的理念,也是他第一次向中国上层传播工业革命的思想,契合了洋务派要使国家摆脱内忧外患境遇的想法。曾国藩很赞赏,请他到外洋购买制器之器,回来建厂。因为曾国藩已经认识到今日救时第一要务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如何制造坚船利炮,而且支持幕府中的一些科学家进行轮船制造的试验。

容闳揣着曾国藩为办机器厂筹措的六万八千两白银汇票,去美国采购机器,两年后回国。同治五年(1866年),在江苏巡抚李鸿章的主持下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今江南造船厂)。苏淞太道丁日昌是首任总办,由此开始了中国军事工业和船舶工业。容闳担任丁日昌的翻译并参与了建厂、培训人员等工作,也和丁日昌建立了特殊的友谊。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是国家近代工业起步的地标。从此,容闳出现在洋务运动的舞台上。

正是因为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沿海和万里长江上横行的是洋商巨大轮船,中国传统的专门为政府承担漕运任务的沙船业濒临破产。针对通商口岸不少商人购买和租雇洋船而又诡寄在洋商名下的现象,容闳于同治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867627日)最先创议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经江海关道应宝时转呈曾国藩,曾国藩转至总理衙门。章程强调创议人目睹美国旗昌轮船公司(Russell &.Co.)垄断长江航运,偏护洋商,对华商贸易大有窒碍,所以倡议设一新轮船公司,俱用中国人合股而成。这是中国商人筹划组织股份公司的最早的一个章程。它在集资办法、公司内部管理、股东地位以及利润分配等方面,大都模仿西方企业的办法。但是总理衙门在审阅这个章程时,产生了有洋商或买办参与其事的怀疑,使容闳的倡议无疾而终。

同治九年五月(18706月),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刚两年,天津发生了中国官绅阶层与洋教势力冲突最为激烈的一起教案,“天津教案”。曾国藩身体本来就有病,正在保定赏假疗养。但他还是接受了朝廷派遗,作为总办处理教案,湖广总督李鸿章为会办,江苏巡抚丁日昌,总理衙门上行走、署理工部尚书毛昶熙等先后赴天津处理这件事,容闳任翻译。曾国藩有一位文案(秘书)叫陈兰彬(又名均畹 字荔秋)。

但是,“天津教案”的处理一开始就显出了中国的窘境:没有专门的外交人才,列强还陈兵海上进行威胁。事件处理的结果是中国方面有人被处死、革职,并向洋人赔款、致歉。曾国藩“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病情加重,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于同治九年八月十五日(1870910日)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时年四十七岁。为拱卫京师,他调动淮军进驻津郊布防;修筑大沽炮台;引进德国大炮;扩充天津机械局;扩大军工生产规模。同时又面临着新的问题:如何解决能源与运输。

容闳抓住时机给政府提了四条建议:“组织一纯为华股之合资汽船公司”、“选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开采矿产以尽地利”。这四条建议比起给洪仁玕提的七条建议,具有可操作性也是为改变现状的及时跟进措施,更是他对东西方社会做出深刻体察后探寻救国道路的心路里程。

千回百转,这四条建议逐条得到了落实,尽管第三条建议的落实是到1945年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之后。

 

 四条建议的逐项实施

 

 (1)容闳的第一条建议是要振兴民族航运业

  

 其实,面对外国轮船航运公司的轮船横行于中国内河及沿海的局面,李鸿章和曾国藩曾有过筹议,让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制造商用船只,与已经控制中国沿海贸易的外国运输公司进行竞争。容闳“组织一纯为华股之合资汽船公司”的建议与他们不谋而合。同治十一年(1872年)7月,李鸿章奉谕令浙江漕运总办、淞沪沙船巨商朱其昂(字云甫)同他弟弟朱其诏(字翼甫)办理轮船航运,定名为“轮船招商公局”,赁局址于上海县县府所在地——南市永安街,是年1216日正式开局。

朱其昂和朱其诏办的轮船招商公局不到半年就亏损严重。李鸿章深虑资金过少,恐致决裂,其机要秘书盛宣怀推荐了两位沪上粤商唐廷枢、徐润,重办轮船招商局。

李鸿章慕唐廷枢熟悉船务之能,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6月委任他为招商总局总办,派朱其昂、徐润、盛宣怀、朱其诏为会办。轮船招商总局开启了洋务企业一个特有的管理模式,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总办、会办积极入股,仅是徐润先后投资四十八万两银,又招徕各亲友入股不下五六十万两。轮船招商总局16艘船的商船队由此正式启航。

轮船招商总局在上海设总局,在国内沿江沿海、日本、新加坡、安南(今越南)、马来西亚共设19个分局,生意兴隆,在与外商惨烈的竞争中,旗开得胜,在内海江河中站住了脚光绪三年正月十四日(1877226日),轮船招商总局得到李鸿章并两江总督沈葆桢的批准,成功地收购了在洋商中号称上海航运业领袖的美商旗昌公司,包括船栈码头、位于黄浦滩9号的旗昌公司总部的旗昌洋行,声势为之一壮,基础由此坚强,拥有轮船33艘。李鸿章奏请将各省官物统归招商局承运,盛宣怀又和英国太古、怡和两洋行订立了闽津与长江的“齐价合同”,避免两伤俱败。通过艰难打拚,他们从横行在中国内河及沿海的外国轮船航运公司手中夺回了部分航运利益,结束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船运业的局面,并在国家有事的时候承担起了军事运输任务。以轮船招商总局为标志,洋务在拥有了以“强国”为目标的军工企业同时也有了以“富国”为目的的民用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