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未试图在任何场合取悦别人
作者:方在庆    发布时间:2020-09-16    浏览次数:10
【摘要】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他提出了光量子假说,解释了布朗运动,提出了测定分子大小的新方法,提出了我们现在称之为狭义相对论的理论。它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时间、空间、物质和能量的传统看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在1915年提出了广义相对论,被认为是人类认识大自然的最伟大的成果。他因提出光子假设,成功解释了光电效应,被授予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我们今天仍然在许多方面受惠于爱因斯坦,最明显的例子是全球定位系统(GPS)。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他利用自己在科学界以外的非凡影响力,致力于国际的谅解与和平。他对社会公正的终极关怀、他对人类创造性的关注、他对自由的渴望、他的人道主义将长存于世。阅读爱因斯坦的著作,是了解爱因斯坦的最佳途径。
【关键词】爱因斯坦  相对论  终极关怀  我的世界观   和平主义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他对物质结构、空间、时间以及引力性质的研究,彻底改变了统治我们几个世纪的牛顿世界观,对人类思想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科学史上,只有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可以和他相提并论。

1905年,26岁的爱因斯坦还是瑞士联邦专利局的一名三级职员,名不见经传,远离学术中心,挈妇将雏,过着每周6天、每天8小时的上班族的日子。尽管如此,他还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己钟爱的研究。正是在这一年,他的创造力得到了惊人的爆发和展现,发表了5篇论文和21篇评论。他提出了光量子假说,解释了布朗运动,提出了测定分子大小的新方法,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我们现在称之为狭义相对论的理论。它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时间、空间、物质和能量的传统看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重要性上讲,仅这一贡献就足以让他青史留名,但他并没有躺在功劳薄上。两年之内,他就发现了这一理论的天生缺陷,进而经过8年的努力,用生动的思想实验支撑强大的物理直觉,面对无比巨大的数学困难,顽强抵抗,几乎拼尽最后气力,才从绝望和筋疲力尽中走出来,在1915年提出了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被认为是人类认识大自然的最伟大的成果。爱因斯坦的朋友、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曾说过,广义相对论把哲学的深奥、物理学的直观和数学的技艺令人惊叹地结合在一起

爱因斯坦也是量子物理学的奠基者。他因提出光子假设,成功解释了光电效应,被授予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我们今天仍然在许多方面受惠于爱因斯坦,最明显的例子是全球定位系统(GPS)。如果不考虑狭义和广义相对论的三种效应,GPS就完全无法使用。

如果我们只把爱因斯坦看成是天才和伟大的科学家,那最多只看到了爱因斯坦的一个侧面。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他利用自己在科学界以外的非凡影响力,致力于国际的谅解与和平。他知道如何善用自己的名声,支持对人类有益的事业。像历史上的任何科学理论一样,爱因斯坦的理论终有一天会被更完善的理论所取代。但是,他对社会公正的终极关怀、他对人类创造性的关注、他对自由的渴望、他的人道主义将长存于世。

爱因斯坦视自己为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但这几个概念带有鲜明的爱因斯坦特征。在那篇广受传诵的《我的世界观》(Mein WeltbildQuerido VerlagAmsterdam,1931,1953)中,他这样写道:

我是一个真正的独行者,从未全心全意地属于过我的国家、我的家乡、我的朋友,乃至我最亲近的家人。面对这些关系,我从未消除那种疏离感,以及对孤独的需求——这种感觉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日俱增。一方面,它能让人清楚地意识到,这将使自己与他人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受到限制,但我毫无遗憾。这样的人无疑要失去一些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但另一方面,这样的人才能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他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避免让自己内心的平衡置于这样一些不稳固的基础之上。

这里的独行者,来自德文“Einspänner”,原意为一匹马拉的车。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解它。首先,可以用它来形容作为研究者的爱因斯坦的孤独;其次,也可以用它来描述爱因斯坦不受羁绊的独立人格,以及他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独特方式。他有一句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注意的话:我从未试图在任何场合取悦别人,则更好地诠释了独行者的形象。

尽管爱因斯坦一生有不少朋友,但是作为一名研究者,他基本上是孤军奋战。这一点贯穿了他的一生。没有一个人从他那里获得博士学位,他也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的学派。他不喜欢上课,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好老师,仅有的几次授课经历都很难说成功;至于他在日本、美国、西班牙以及阿根廷等地演讲受到空前欢迎一事,与他是否会讲课关系不大,更多是慕名而来。爱因斯坦曾多次抱怨没有几个听众能真正听懂他的演讲。

在评价一个人的学术贡献时,爱因斯坦将友谊与学术判断截然分开。学术上的独创性是爱因斯坦采用的唯一标准,尽管他的判断也会受学术偏好的影响。爱因斯坦与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1868—1951)和玻恩在学术上交往甚多,后两者还分别将他们与爱因斯坦之间的通信结集出版。这些感情真挚的通信是他们友谊的见证。正是在索末菲的提议下,爱因斯坦才成为巴伐利亚科学院通信院士。但他从没有提名索末菲和玻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相反,索末菲却在1922年提名爱因斯坦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候选人。让人深思的是,尽管爱因斯坦并不喜欢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以及他背后的哲学,但承认他工作的有效性。1932 年,爱因斯坦提名海森伯和薛定谔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和平主义和超国家主义(世界政府)是爱因斯坦的两个基本政治理想。早在一战之初,爱因斯坦就公开宣扬和平理想。一战结束后,他支持全面裁军和建立统一的欧洲。二战结束后,他极力倡导世界政府的理想,主张和平利用,而且只能和平利用原子能。在他的晚年,世界政府仍然是他一次次以各种形式谈论的话题。他的建议有的也许不切实际,有的也许不太成熟,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来自一个清晰的头脑和强烈的道德信念。

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方面,爱因斯坦的看法非常独特。科学没有宗教是跛足的,宗教没有科学是盲目的。这句话常常让人产生误解,以为爱因斯坦说反了。之所以产生这种误解,是因为没有弄清科学与宗教在爱因斯坦心目中的不同地位。爱因斯坦从来不是在字面意义上谈宗教,他更多是指宗教性虔诚态度一个宗教信仰者的虔诚,在于他从不怀疑那些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理性基础的超越个人目的和目标的意义。爱因斯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信仰宗教的人。他从不祷告,也不做礼拜,但生活中却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一个不可能有理性基础的信念:一定存在等待被发现的自然规律。这就是斯宾诺莎式的上帝观。他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他毕生追求的,就是去发现这些规律。

爱因斯坦虽然出身犹太家庭,但不信仰犹太教。他对犹太人命运的积极关注是从1914年到柏林后才开始的。当时的柏林,有大量来自东欧的贫穷的犹太人。他发现,那些早就定居在柏林的犹太人,对于自己的同胞明显表现出冷漠的态度。尽管他鄙视犹太族群中丧失个性的同化现象,但是由于总体上犹太民族处于受压迫状态,他同社会上一切形式的反犹主义做斗争。他同意为犹太复国主义奔波,最初是为在耶路撒冷津立大学筹款;他看到大量犹太青年因各种原因受到限制,无法接受大学教育,让他非常痛心。他并不是希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以实体存在的以色列国。在他看来,一个能与阿拉伯人和平共处的犹太人定居点是最理想的,如果在这个定居点中,犹太青年能有机会接受教育,那么就有可能实现文化的犹太复国主义,进而达成犹太人对社会公义的理想。他甚至主张,所有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儿童都应当学习阿拉伯语。他还说:如果我们不能够找到一个与阿拉伯人和平共处并且真诚合作的方法,那说明我们从过去2000年的苦难中什么都没有学会,命运对我们的惩罚是公平的。

移居美国后,他又指责这个收留他的国度里严重的种族隔离政策,抨击麦卡锡主义对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迫害,揭露核战争图谋,反对军方与企业的合谋。所有这些话题在当时都是异常沉重的,爱因斯坦也知道相应的后果,但他义无反顾。为此FBI(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把他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