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容闳和留美幼童》
作者:邓 洁    发布时间:2022-03-04    浏览次数:10

【摘要】《容闳和留美幼童》一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寻访写作的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对一个个所能看到的留美幼童的材料进行研读,对他们所参与的事件一个个进行查证,找到内在的逻辑关系,把他们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以时间为顺序,一件事、一件事地反映容闳这位师长、留美幼童这个群体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容闳和他的学生,影响了他们生活着的当时,也影响了以后。读书、行路,相伴着的是探寻与突破,热情和执着。以前我们不曾熟悉却又真实存在的一段历史,用《容闳和留美幼童》这本书记录下来,为的是以史为鉴,纪念先贤,激励后人。

【关键词】容闳  留美幼童  唐元湛  留学文化  科教救国 

 

编者按:邓洁女士所著《容闳和留美幼童》,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从珠海走出的重要历史人物容闳以及中国首次官派的少年留学生——留美幼童的经历和贡献,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其特点一是资料翔实,作者不辞辛苦,穿越南北,做了大量收集、查阅、考证、寻访的工作,使本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二是将容闳生平、追求与贡献系统化,给了我们一个立体的人物形象。三是将容闳与留美幼童有机融合。容闳的宏愿,在留美幼童身上得到继承,他们的实践和追求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历程中,他们的精神直到今天和未来依然是我们的精神财富。四是历史背景与时代感的统一。容闳一生所处的历史背景,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容闳和留美幼童的历史地位、伟大贡献和思想境界极为重要。五是视野开阔,纵横比较,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启发性。六是笔触生动,可读性强。本期《珠江论丛》发表作者邓洁女士的文章《我写<容闳和留美幼童>》,意在让读者进一步了解作者写作的初衷、写作的艰辛,也是为了推荐一部佳作。

 

今年2月,我的新书《容闳和留美幼童》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四十多万字,近四百幅图片,时间跨度从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62年最后一位留美幼童去世。我寻访写作历时二十年,其间通过对留美幼童唐元湛(第二批出国)作为个体的寻访研究,写出了长篇纪实文学《留美幼童唐元湛家三代人的故事》,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2015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以此为基础,我对一个个所能看到的容闳和留美幼童的材料进行研读,对他们所参与的事件一个个进行查证,找到内在的逻辑关系,把他们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以时间为顺序,一件事、一件事地反映容闳这位师长、留美幼童这个群体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所做的贡献。这个时间段正是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奋发崛起的关键的一百年,也是中国社会从农耕经济向工业化迈进、从封建专制的社会制度向民主共和转变的时期。容闳和他的学生身处大变革的时代,为新时代的到来做引领者,因此卓尔不群。我通过对容闳和留美幼童这个群体的寻访和研究,写成了《容闳和留美幼童》

 

  关于容闳

 

容闳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是鸦片战争之后最先觉醒的草根知识分子。1847 年1月,十八岁的他和两位同乡黄宽、黄胜从广东香山走出去,跟着传教士、教育家布缪尔·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去美国读书,七年后从耶鲁大学毕业,是第一个在美国的大学完成高等教育的中国人。正是东西方巨大的差距,让他立下宏愿“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回国后,他看到的情景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撞开了古老中华帝国的国门,当朝者宁愿把国门的钥匙拱手让出,也不肯睁开眼睛看世界。中国当时的形势以李鸿章的话概述,就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容闳将自己理想的实现定位于“科学教育救国”,毕生为西学东渐、富强国家而奋斗。这个过程是艰难曲折而又漫长的,所以他一直在实践、追索,并不断地超越自己。

容闳先将目光投向反抗清王朝的太平天国并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改造中国,应大处落墨”,富国强兵的主张必须通过权力者来实现。1860 年 11 月,他同曾兰生及传教士古路吉(Hendrikadius  Zwaantinuls Kloekers)、杨格非(Griffith John)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考察,见到了于1859年封为干王、总管政务的洪仁玕,陈述了心中“中华共和国”的理想及为实现这个理想而要进行的七项维新建议。

两天后洪仁玕主动和容闳见面,说这七条建议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可能无法实现,并给容闳送来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容闳的理想不是当王,而是改造中国。于是,他面谢干王对自己的器重和委任,表明不能接受爵位,离开了太平天国。

直到1863年,容闳进入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朋友圈,才有了第一次为国服务的机会,为政府赴美国购买机器设备,曾国藩和江苏巡抚李鸿章由此建起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70年,面对中国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无外交人才和列强陈兵海上的窘境,容闳正式向政府提出酝酿已久的关于运输、留学、司法、开矿的四条建议。1872年,因为容闳的建议和努力,作为洋务派的“自强大计”之一,清政府同意连续四年派幼童去美国留学,共计120名,并委派他赴美始终其事。于是,中国近代便有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留美幼童,也是中国最早的官派少年留学生。这些平均年龄十三岁的幼童到了大洋彼岸,采撷工业革命的火种,以图国家自立自强。

留美幼童所接受的教育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既有生活在美国家庭中的现代化教育,又有国文教习以儒家思想的鞭策。但是朝廷害怕幼童“洋化”,为了天朝上国的规矩不坏,清政府于1881年将全部学生提前撤回国,他们中只有第一批出国的詹天佑和欧阳庚用了九年多的时间,连蹦带跳地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业。不能否认,民主自由的种子已经根植于他们的心田,容闳的理想也成了他的学生的理想,而且矢志不渝、奋斗终身。

中日甲午战争时,远在美国的容闳按捺不住心中的焦虑,向祖国深情地眺望。1895年 1月2日,做了一年多两江总督后又回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向容闳发出电报“立归中国”。容闳的长子容觐彤已进入耶鲁大学雪菲尔德理工学院读书,次子容觐槐正在读预科,他将两个孩子交给夫人的娘家照顾,请好友约瑟夫·霍普金斯·推切尔(Rev. Joseph Hopkins Twichell)牧师夫妇帮助教育,于1895年初夏在上海登陆回国。

 张之洞召集高官,请容闳拿出一个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繁荣富强的计划。容闳的回答出乎人们的意料:“把你们所有的学校和大学,统统向全国的女孩子开放,让她们同男孩子一样受到教育,”“俾长大后能与外国竞争。”这个富国计划让在场的高官们先是面面相觑,继而哄堂大笑,说:“你不远万里而来,脑子里装的不会就是想说这些话吧?”容闳以外国孩子的成长过程为例,说明母亲的文化素质对一个孩子的未来是多么重要,对人口素质的提高是多么重要。他最后说:“中国如果想强大,就要把强大的根基打在尚在母亲腹中的未来的儿子和女儿身上。”容闳认为这是他的“第二次教育使命”(second education mission),张之洞同意容闳的观点。随着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遍及全国,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科举制度被动摇。

以容闳的志向和性格,参加维新运动是必然。他已经从当年对曾国藩等人的“求知当道,游说公卿”转为宣扬、支持维新,以此“救助中国”。他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并参加活动,又提出了一项建议:开设国会,代表民意。自然,他的建议很难得到大多数官员的认同,慈禧断然拒绝。然而,《时务报》主编梁启超将容闳的改革主张全部予以刊发。

维新运动失败后,容闳受到清政府的通缉,转向同情孙中山的暴力革命。流亡到美国后,依然要求两个学有所成的孩子回国服务。

1911年10月,湖北新军在武昌首义,锋芒直指满清政府。在太平洋彼岸的容闳关注着这场革命,他致函给革命党人,称赞这是一次“了不起的革命”,为“成立一个共和国”而欢呼,“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中国一个新纪元的到来——中华民国成立,矢志不渝的奋斗——“造新中国”终于有了结果。

1912 年4 月 21 日 上午,容闳溘然逝世于他在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的家中,享年八十四岁。《哈城日报》发文纪念,认为容闳是“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他的挚友推切尔牧师在耶鲁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评价他: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

容闳不属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但是他经历了中国从封建制度走向共和的过程,坚持以新思想、新观念、新的学识进入中国主流社会,同样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在梁启超的回忆中,他“舍忧国之外,无它思想无它事业”;在孙中山的书信里,他“才智学识达练过人,虽久别乡井却祖国萦怀”。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普罗米修斯为了盗取“天火”,给人类传授技艺,激怒了众神之王宙斯,就把他捆绑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而普罗米修斯受尽折磨也不屈服。容闳就是这样一位盗取“天火”的英雄。

一位师长,一个群体,容闳和他的学生,影响了他们生活着的当时,也影响了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