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征与实质

  作为显性意识形态的近代日本帝国主义思潮产生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它孕育于当时日本媒体所主导的对外强硬的保守舆论。其间,《万朝报》的载文描述了帝国主义思潮的发端:“投机的政治家、追慕功名的冒险家、希望获得意外利益的资本家,见势而大声疾呼:见四境之外,大敌迫近,国民须停止个人之间的争斗,为了国家而团结起来,将其个人之间的彼此憎恶之心转向外敌,若不应之,即被斥为非爱国者和国贼。不知不觉间,所谓帝国主义的流行实际上是以这种方式滥觞的。”[1]所以,帝国主义既是一种政治物质形态,又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这恰恰对应与反映了极端国家主义的实践性与思想性、体制性与意识形态性,因而可以说,始于19世纪末的日本国家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化,将日本国家主义在极端主义和绝对主义方向上推向新的阶段,并成为此后日本极端国家主义的外在特征之一,也是其新的表达方式,随即不可避免地成为日本的国家实践方式。

作为极端国家主义新的表达方式与实践方式,日本的军事封建性帝国主义在极端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国家体制上,承载和膨胀了绝对主义的政治理念,开辟了一条使极端国家主义的内外伦理取向更趋暴戾的非常发展之路。这种非常发展既不同于西方的殖民帝国主义,也不同于同时期同样带有军事封建性的俄国帝国主义,它具有强烈的日本民族性,其政治文化背景是神学世界观、强权价值观、等级伦理观及利己主义道德观的融合,呈现着保守乖戾的政治文化气质。

首先,从近代日本国内政治社会的结构和国家体制的发展趋势来看,1889年宪法及1890年开始的议会政治,实际上是将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自由民权运动纳入了日本国家主义的发展轨道。而在1889年宪法颁布前,自由民权运动已被分化瓦解,其领袖也加入了专制的官僚内阁。因此,1889年宪法所确立的近代日本天皇体制,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绝对主义国体在宪法意义上的合法化,即绝对主义利用了立宪主义,使其为极端国家主义服务。由此,民权为国权所吸收,自由主义为整体主义所抑制。

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明治政府的扶植下,特权的财阀势力垄断了国家经济命脉,大资产阶级利用议会等政治孔道,与官僚集团和军阀集团紧密勾结,间接影响着日本政治的发展方向,并作为国家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内政与外交两个方向上强化着国权,推动着日本向极端国家主义新的实践形态——帝国主义迈进。

日本史学家井上清为阐释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对1900年前后日本社会的阶级关系做了简要剖析:“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方面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制度,资产阶级和具有资本家那样一面的地主阶级一起,通过政党和议会与绝对主义的天皇制官僚统治阶层进行交易,以至于构成资产阶级核心的大资本家阶层直接向官僚统治阶层施加影响,官僚统治阶层又必须取得资产阶级的支持,两者既在局部上相互对立,又在整体上结为同盟。在扩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政治自由和权利的同时,对工人、农民阶级加以新的剥削和压迫,在国际上一头扎进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东亚的竞争的行列。”[2]  帝国主义的日本,其国内政治结构为纵向的、金字塔式阶梯,天皇为总独裁者,天皇之下有行政的官僚专制与军事的军阀独裁,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成为天皇专制政权的直接统治基础和支柱,而广大工、农民众(平民)则为仅存对天皇与国家的效忠义务而无个体乃至阶级的政治自由与权利的“臣民”或“国民”。这种帝国主义化的国家政治结构的背后,正是极端国家主义的内在伦理结构,即极端整体主义的伦理秩序。在此秩序中,国家及作为国家象征的天皇的权威具有绝对的至上性,臣民(国民)匍匐于君权与国权之下,唯君唯国,竭尽敬戴、效忠、奉献、牺牲的义务,却无独立自由的政治身份与权利。

其次,从日本国家的对外取向来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国家更富于侵略性和扩张性,并产生了强烈的霸权意识。尽管此时的日本在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上仍远逊于欧美强国,但其国家“使命”中所潜伏的与欧美列强对抗的意识却日益增强,它所奉行的暂与欧美妥协的权宜之计,实际上隐含着将与欧美列强在东亚竞争进而争霸的战略企图。关于日本对外扩张“使命”的表述,较为典型的是井上清在批判帝国主义思想时所征引的伊藤博文演说词:“竞争瓜分东亚的主要目的,就日本来说,正如伊藤博文露骨地指出的那样:和‘仅仅为了侵吞国土或荣誉’的‘昔日之战争’不同,‘其目的在消除向国外扩充工商业利益时的外来障碍,或主动地向世界扩展工商业’,即‘必须带来资本主义利益’。(《伊藤博文演说集》)。”[3]

伊藤博文所言的消除“外来障碍”,是指日本对东亚弱邻的殖民征服及与欧美列强展开排他性竞争。这种对外征服与竞争,既标志着日本国家军事性与封建性的扩张本能,又体现了日本国内垄断财阀的利益扩张诉求,它具有殖民性、独占性和争霸性,是帝国主义的典型特征。日本与欧美列强竞争的极端方式是争霸战争,并且在战略取向上使战争的手段性与目的性合一。战争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战争为了争霸,争霸则为了更大规模的战争。这种极端主义的强权心理与绝对主义的霸权逻辑,正是其极端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写照与逻辑复制。所以,帝国主义既是日本极端国家主义的体现与实现,也是进入20世纪后日本国家主义的经济、政治与军事的整合特征。



*王发臣,政治学博士,吉林大学珠海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1] [日]石田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京 未社1992年版,第167页。

[2] [日]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页。

[3] [日]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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